编者按：众所周知，肥胖存在代际传递。就代际传递的发生及干预而言，我们到底应更多关注子宫，还是更多从家庭入手？在阻断肥胖代际传递上，到底谁应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6月25日，在2021 ADA科学年会上，奥克兰大学Peter Gluckman教授和密歇根大学Julie Lumeng教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正方：应更多关注子宫

Peter Gluckman

Peter Gluckman教授详细解析了生命早期对代谢风险的影响。他指出，个体发生肥胖及糖尿病的敏感性是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所谓的遗传并非只是基因遗传，还涉及表观遗传等内容。生命过程中某个时间点的内环境不仅会影响基因型，还会影响表型，故表型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内环境会对整个生命周期产生影响。机体可根据内环境调整发育程序（即发育的可塑性）或改变基因型-表型之间的相关性。

胎儿期及婴儿期的环境虽不会导致2型糖尿病及肥胖，却可增加2型糖尿病及肥胖发生风险。这主要可能通过下述两大机制来实现。一方面，在致胖环境中，母体应激、胎儿生长受限或营养不当均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发育上的不匹配。另一方面，妊娠糖尿病、母乳喂养时间较短或可导致过度饮食行为的其他环境因素均会导致进化上的不匹配，进而导致脂肪细胞肥胖，并促进进食。鉴于成人生活方式及食物系统通常难以改变，故孕前、孕期及婴儿期无疑是非常好的潜在干预时间节点。

反方：应更多聚焦家庭

Julie Lumeng

Julie Lumeng教授强调，环境会改变人体生物学风险。母体相关因素如受教育程度、体质指数（BMI）、母乳喂养等情况均会影响后代BMI。此外，社会心理压力和应激也与肥胖密切相关。在两者的相关性中，生物学及行为因素均参与其中。例如，心理应激可促进进食行为。

就肥胖防治而言，母亲对孩子的养育情况虽然很重要，但并非唯一影响因素。实际上，很多母亲在养育孩子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很多行为（如给孩子提供蛋糕、冰激凌、糖果等）却对孩子无益，反而会增加肥胖风险。客观来说，个体差异也很重要。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因此，要想阻断肥胖的代际传递，更多需要来自社会及结构层面的支持，而不仅仅依靠个人（母亲）的努力。